http://tllssr.blog.sohu.com/ Fri, 14 Feb 2025 16:04:39 +0800> d2c7613892 搜狐博客 http://js.pp.sohu.com/ppp/blog/images/common/logo_150_60.gif http://blog.sohu.com/ 100 43 搜狐博客 http://tllssr.blog.sohu.com/328653795.html http://tllssr.blog.sohu.com/328653795.html#comment 铁岭记忆：伪满鸦片毒害 2024-06-17 16:11 2024-06-17 http://tllssr.blog.sohu.com/328653795.html

        铁岭记忆：伪满鸦片毒害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之后，扶植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国。1932年9月16日，在日本人的授意下，伪满决定成立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公布了“暂行鸦片收买法”，以禁毒为借口，实行鸦片专卖制，堂而皇之地出售鸦片与制造鸦片，使得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的销售、吸用公开化。11月30日，伪满又公布“鸦片法”，名义上不准吸食和种植鸦片，但所禁的只是不在政府与专卖机关管辖之下的鸦片生产和消费而已。1933年1月11日，伪满正式设置鸦片专卖公署（后改称总署），下辖分署32处，另在奉天设置鸦片烟膏制造厂和大满号、大东号两个公司。通过这些机构，专门负责鸦片买卖，低价收购，高价售与吸毒者，形成鸦片专卖网。通过政府垄断经营，独吞利润，销售鸦片所得成为了伪政权稳定的财源。伪政权还强迫东北人民种植鸦片，在宣传、诱导下，大量农田改种了罂粟，“不少地方依照官厅的命令，每百亩田便须种大烟五亩”。最初许可栽种罂粟的地域从吉林、兴安、热河三省扩展到伪满七省三十县一旗，鸦片种植面积急剧增加，据统计多达68万5千亩，总收获量800多万两，这还不包括私种面积在内。在铁岭的岭东就曾有很大一片鸦片种植区，据当地的胡守仁老人说：“日本人在过山（龙首山）那边，大平地种大烟，好大一片呢。挨家都要去割大烟，我妈就去割过大烟，我曾去接过她，她们中午不回来，用饭盒带饭。干活时，小日本站岗拿枪看守着。日本人怕人们把大烟藏在饭盒里带回来，收工时都得挨个检查。”图

   伪满洲国实行鸦片专卖后，东北各地相继成立了鸦片零卖所，任命了鸦片专卖人。“铁岭县公署奉到省令该县城内鸦片小卖人为沙佩石郭长清二人郭长清担任三道街平康里及广裕街一带沙佩石担任城内及东北南关一带”专卖人。县公署将“鸦片吸食证”交由县警务局负责发放，县属各区吸食者前往领取。鸦片的公开买卖和吸食，致使东北各地“鸦片烟馆多不可胜数”，“各街市间烟馆林立鸦片烟气弥漫通衢，直非人世。各烟馆均雇有女子或浪妇妓女等，美其名曰女招待，实行其烟色迷墮人志之工作，且公开留宿，俨同妓馆。”烟馆的兴隆让妓院都维持不下去了，也呈请警务局发给妓院吸烟许可证以利于经营。整个东北成了瘾君子的乐园，就是“穷乡僻壤的一个小村庄，也总有烟馆一两处”。烟馆里点灯吸泡，床榻上吞云吐雾，还美其名曰：“双枕卧谈天下事，一竿吹散古今愁”。图

   据伪康德三年（1936）“铁岭县鸦片吸食证发放统计表”记载：铁岭县当时有吸食鸦片者2883人，有鸦片零卖所18家，其中有：位于城内中央大街的“延生久”；西门外大街的“大同阁”；平康里胡同的“景芳号”，娘娘庙胡同的“大成信”；小桥子南大街的“赫名号”；东关东大街的“桃源天”；市场东胡同的“登云阁”；南门里大中当胡同的“小乐天“；法院西胡同的“万寿阁”；斗房胡同的“松鹤轩”等，在铁岭农村有：新台子的“荣华号”；阿吉堡子的“元发号”；大甸子的“益寿阁”；扬威楼的“人和号”等。其中17家都自设有烟馆，容留吸毒，而各零卖所“均营业发达、利市千金”。据报载：“小乐天”开张之日“吸客满榻、顾主盈门，国人均欲作瘾君子，于此可见矣。”图

   鸦片的所谓专卖，名义上是禁毒，实质上造成了烟毒的泛滥。1937年10月，伪满政府又公布了所谓的“十年鸦片麻药断禁方策要纲”，宣称自1938年起，十年内根绝鸦片烟瘾，提出了强化鸦片吸食许可制度，严禁发执照给25岁以下青年，确立嗜毒者登记制度以完全掌握吸毒者；现行鸦片零卖所改为市、县公营的管烟所；设置“康生院”给吸毒者戒毒；缩减罂粟种植面积等等规定。伪铁岭市署也宣布，铁岭的鸦片零卖所统一由市公署行政、保健卫生两科办理收购手续，明年起改由市署经营，并在北五条通（现南马路）南侧花了5万块钱建了一个救疗所。但禁毒也只是说说而矣，实际上，伪满全境毒化的情况更加严重。

   1940年伪满还成立了所谓“禁烟总局”，并在各省、市设烟政科，在铁岭和绥化设烟膏制造厂，将原有1800个“管烟所”改为官营，并明确：“管烟所属于新京特别市长、市长、县长或旗长之管理办理救疗用鸦片烟膏及麻药之售与事务”。据伪满1943年7月《政府公报》所记载：伪铁岭市设立的正式“管烟所”共有四处，第一管烟所（西门里娘娘庙西胡同）、第一管烟所积善大街分所、第二管烟所（北门外东顺城街）、第三管烟所（小桥子南大街）。成立“管烟所”的意思是要戒烟，但事实上只是对现有的“瘾君子”规定了不进行登记就不售与鸦片的政策，而根本没有使瘾者治愈的计划，只要想吸鸦片的人申请登记，就可以领到伪满政府发给的鸦片吸食许可证，结果是，吸食鸦片者日益增多，“瘾者登记人数，一九三三年为五万六千八百零四人，一九三七年增加到八十一万一千零五人。”据说当时铁岭县登记的鸦片瘾者（人称“大烟鬼”）约有1500名。鸦片的长期毒害让许多人成为丧失劳动能力和无法生活的废人，更失去了民族意识和反抗的斗志。伪满统治下，日伪勾结，名义禁毒，实则制毒，贩毒，毒害了广大东北人民，而伪政权和日本人却从鸦片的专卖中获取了丰厚的收入。

   1941年后，日本的鸦片政策开始为战争经济服务，1943年春，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亚洲鸦片会议，伪满洲国禁烟总局局长梅本参加，会议决定将伪满洲国作为生产鸦片的主要地区，并拟定了鸦片的增产计划。伪奉天、四平、吉林三省也被指定为鸦片栽种地区，并且实行集团栽种。当时的伪四平省所管的开原县就有“被政府指定的320天地的罂粟栽培地区，县实业科选定在警备道路旁、地质优良的适合栽种的好地”。日本帝国主义通过鸦片的生产与贩卖，牟取暴利。日本关东军用它占有的大量鸦片进行走私，获取军需，“以毒养战”，用来维持侵华战争。

]]> http://tllssr.blog.sohu.com/328649357.html http://tllssr.blog.sohu.com/328649357.html#comment 铁岭往事：1984年，铁岭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台 2024-04-28 14:23 2024-04-28 http://tllssr.blog.sohu.com/328649357.html

     铁岭往事：1984年，铁岭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台

   铁岭作为一个辽宁北部的农业地区，多年没有无线广播电台，党和政府的宣传全靠“有线广播站”的小喇叭传送。1983年12月，在铁岭地区“地改市”前夕，中央广播电视部批准铁岭成立“铁岭人民广播电台”。1984年4月30日上午9时，铁岭地区党政军民各界1600多人齐聚红旗电影院，召开了热烈庆祝铁岭人民广播电台成立的大会。铁岭地委、行署领导王占、金维江、师小帆、曲沛林、军分区副政委朱连柏等同志出席了大会。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安景林、省广播电台台长郭东义、总工秦修和等同志也专程从沈阳赶来参加大会。（请柬）

   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堃骋还为铁岭广播电台的成立书写了条幅：“龙首腾飞党又增喉舌耳目 沈水欢歌辽北多知心朋友”。（条幅）

   成立大会上，地区广播电视局局长韩大夫做了筹建电台的工作汇报。地委副书记王占代表地委、行署讲话，号召全区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关心和支持广播电台的工作，并向广播电台的全体工作人员提出要求，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本着“人民电台为人民”的宗旨，把节目办好、办活，树立为四化建设服务的思想，为建设美丽富饶的辽北做出更大贡献。（会场）

   5月1日早上5点40分，铁岭人民广播电台开始第一天的正式播音，辽北从此告别了没有无线广播的历史。空中电波将声音传到千家万户的“戏匣子”里，人们手中的半导体也接收到了铁岭电台的节目。当天晚上在省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中播发了铁岭人民广播电台成立的消息：“正当全省人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时候，传来了铁岭人民广播电台诞生的喜讯。这不仅是铁岭地区三百多万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全省广播事业迅捷发展的一个突出成果。铁岭人民广播电台，从去年12月16日中央批准成立，到现在开始播音，仅仅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迅速地建成一座中波广播电台，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铁岭地委和行署对发展广播电视事业十分重视，地委曾专门召开两次研究广播电视的常委会，地委和行署的主要领导同志还两次到地区广播电视局，召开现场办公会议，亲自动手解决一些重大问题。他们建台迅速的另一个原因是，铁岭广播电视局的同志，发扬了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上自局长、台长，下至一般工人干部，锐意进取，团结协作，废寝忘食，努力奋斗，赢得了全地区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赞扬和支持。在铁岭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之际，特向你们表示热烈地祝贺，并致以节日的慰问！祝愿你们在新闻改革和广播事业的全面改革中，取得更大的成果，祝愿你们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时刻表）

   铁岭人民广播电台最初的播音为每天3次，早上5点45分开始播音，晚上10点30分结束，播出时间约10小时。在5月1日铁岭电台开播当天还播出了电台的第一首《每周一歌》--《奋飞吧，铁岭》。歌词是由当时的铁岭地委书记曹明远所写的，歌词写到：“龙首山上，腾云的宝塔，映衬着银冈书院紫白色的丁香花，蓬勃向上的铁岭人民，众志成城，开拓前进，振兴中华。像周总理那样，倾心四化，像张成仁那样，拉车不止，甘把热血洒。英姿勃发的铁岭人民，誓让龙山起舞，柴河欢笑，大地如朝霞。”表达了铁岭人民的心声。

   电台每天除了转播中央台和省台的新闻外，还有15分钟的家乡新闻节目。除此之外，在采编人员的努力下，还办起了贴近听众的农村、科技、生活类栏目。由于当时的电视机尚未普及，且节目少，电台的文艺节目丰富了铁岭人民的业余生活，收听电台节目成了市民的乐趣。一位远在日本的友人收听到了铁岭电台的广播后，也曾来信表示祝贺。（省机校学生收听广播）

   新成立的铁岭人民广播电台，包括采、编、播、技术、后勤人员，编制为55人，电子管发射机设在325转播台，功率为1000瓦，电台频率为中波1602千赫（后改为1413千赫）。由于在工人街新建的广电大楼还在紧张施工中，电台暂时借用铁岭县武装部办公楼工作。1985年2月铁岭广播电台迁入新落成的广电大楼，工作走上正规。（广电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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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商铺招牌--幌子

   古时的店铺做买卖不像今天这样，在店门上挂着一目了然的大字牌匾，告诉人们店铺经营什么。最初也只是随便将一块布置于竹竿头，如旗帜一般立在店门前招引顾客，因此上也就有了形像的称呼--“幌子”（也叫“望子”，取‘一望便知’的意思）。随着社会的发展，商业经济的日益繁荣，幌子有了新的进化，不仅用布，还会用木、铁及各种材料制成，而且幌子上除了写字外，有的会画上所售商品的象征图案，有的就干脆挂上了要卖的实物。

   明、清以来，具有浓郁民族风格和民间色彩的幌子制作得更加考究，更加多样。

当时的幌子大体可分为几种：1,文字幌：直接在制作成各种形状的布或木板上书写或镌刻文字。字体多为艺术体，字数一般比较少，多为一两个字，如当铺的幌子，就简单写一个“当”字；茶馆挂的是“茶”字幌；裁缝铺挂“成衣”字幌，当然啦，也有的幌子字写得多些，如旧时的剃头匠，往往悬挂白布旗帘为幌子，除了在上面写上“理发处”三个字外，有的还会在它的两边写上“朝阳洗脸 灯下剃须”的字样。2,形象幌：用所售商品的模型作幌子，最常见的是药铺的幌子，由几块四周为白色，中间一个黑色圆的木板（或铁板）组成。上下都是直角等边三角形，表示半贴膏药。中间是矩形，表示一整帖膏药，将它们用链子串接后挂起来。还有切面铺，将面条状的布条捆成一把挂在门端当成幌子。3,实物幌：即卖什么挂什么。如烟袋铺、估衣铺等，直截了当将锃亮的烟袋、半新的衣裳系在门外。棉布店则将棉花团成团像挂灯笼似的拴在门口，布铺挂的样式最多，有各种颜色的绒线或毛巾、腿带、布头等等；据说卖猪油、猪下水的店铺，门前会悬挂一串猪尿泡，好似白色的气球。因为实物最直接，一般民众不会因不识字和猜错图案进错门，所以街面上实物幌最多。有些店铺觉得实物挂起来当幌子有些小，无法引起大家的注意，就会将放大后的实物模型做成幌子悬挂在门前。在铁岭的东门里，就有一家鞋铺，门前挂着一只好大好大的靴子模型，离老远就能看得到。图

4,象征幌：因有些出售的商品是无法悬挂的，店铺就会以商品的象征物为幌子来暗示要出售的商品，从而引起人们的联想。如卖酒的店铺，如果不用“酒”字幌，就会悬挂一个木制的酒葫芦模型，古代以葫芦装酒，暗示此处是卖酒的。粮店将盛米的斗挂在门前；颜料店前挂着各种颜色的小木棒；糕点铺的檐下垂着小牌牌，每一片都写上各种点心的名称……日久天长，人们见到这样的幌子，便马上猜出商店是卖什么的了，幌子也逐渐成为了社会公认的商业招牌。图

   幌子的样式分横幌和立幌，横幌就是在屋檐下探出来的杆上挂幌。立幌就是在门前立个幌杆，将幌子挂在杆子上。幌子上一般还会装饰一些饰物，如：龙、虎、麒麟、凤凰、蝙蝠、双鱼、石榴、牡丹、菊、松、莲、桃、如意、元宝等，一是图美观，二是盼吉祥辟邪。幌子作为自古以来的商业标识，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显露出民间的智慧与创造。由于幌子形象、生动、通俗的特点，让人一看便知店铺做什么的，因此上各行各业都会在店铺门前高挂幌子招揽生意，商家认为门前的幌子除了展示店铺所售的商品外，随风飘动的幌子还能为其招财进宝。

   东北各地的幌子样式上基本差不多，艺术的文字、形象的比喻、逼真的模型，连侵占东北的日本人也对幌子（日本人称为“看板”，）的丰富多彩十分惊叹。

   铁岭古城的店铺幌子在当时的东北非常有名，各式各样的招牌成为了繁华闹市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1909年的《盛京时报》曾有过报道：“铁邑各丝房均以妆饰门面为招徕顾主之第一义先是万源永永庆东二家幌杆妆饰鲤鱼卧莲海献岑楼形式兹于日昨见桥子南义和丝房杆妆饰双狮形式亦甚可观”。为了招揽生意，东关的万源公丝房尚未开市做生意，预先立起来的幌杆就花费了三千元，可见商家对幌子的重视程度。图

   今天，幌子已成为历史，在人们的记忆中或许想到的只有小饭馆前高挂的幌子了。幌子呈圆筒形状，上部点缀纸花，下部垂穗飘动，中间饰以金色福寿图案，用三根绳子吊起，迎风飘摆如灯笼状。幌子看似普通，其中的说道还是很多的：三根吊绳代表麻花，圆筒代表蒸笼，上面装饰大花代表馒头、包子、下面垂穗代表面条，圆筒上的吉祥图案寓意生意兴隆。幌子的颜色有红有蓝，红色的为汉族开的饭店，蓝色幌子是回民的清真饭店（店内不允许含有猪肉、猪油的饭菜入内）。一个饭店挂几个幌子也是有规矩的，它代表了饭店的规模和厨师厨艺的高低。挂一个幌子的是小吃部，档次低，价格便宜，以卖主食为主，如包子、饺子、面条、烧卖等，当然也有简单的炒菜，反正进来就是吃饭，有啥吃啥，很少有人在此喝酒。一般挂两个幌子的饭店比较多，相当于普通大众饭店，来的多是小酌、便宴、会朋友。挂四个幌子是大饭店了，首先要地方大，能放几十张桌子，而且备有单间雅座，可以包办酒席，随意点菜。没有实力的饭店是不敢挂四个幌的，如果客人点的菜做不出来是要砸招牌的。饭店开门营业了，必把门前幌子挂起，欢迎八方大肚客“知味停车、闻香下马”，晚上饭店打烊了，幌子才许摘下。如今铁岭还有极少的饭店保留着挂幌的习惯，但没有了规矩，幌子懒得再挂上摘下了。随风摇曳的幌子在满街绚丽彩灯和牌匾的海洋里，似乎在给我们讲述着昔日的市井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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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赏清末民初的木刻年画

    年画作为中国的一种古老民间艺术，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据说是从驱鬼的“门神”画演变而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年画从最初的辟邪驱鬼，发展到后来，又增加了吉祥如意、多子多寿等美好祝愿的内容。

    早年间，百姓为了烘托过年的气氛和传达美好愿望，都会在过年的时候购置年画。在北方地区，张贴年画和写春联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过年习俗了。

    木刻年画是年画的一种，它是依据画稿，通过手工雕版、拓印、上色等步骤而成，风格上古朴自然、造型夸张饱满，尤其是涉及历史、神话、戏曲等内容的年画更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亲切感，因为它起到了丰富文化生活，传播知识的作用，很受普通百姓的喜爱。

    如今这种木刻年画已经很少见到了，下面根据资料记载，介绍几张据今已过百年的木刻年画，让我们在欣赏的同时，对木刻年画这种年俗艺术有一些粗浅的了解。

上天降福新春大喜(民国)

    年画向我们展现了当时普通人家祭拜灶王爷的场面。灶间里，男主人正虔诚地向灶王爷画像合掌行礼，女主人怀里的婴孩却迫不及待地想吃祭灶果了。另外两个男孩则不管什么祭灶的事情，只顾诉说着明天大年初一好玩的东西。一盆取暖的炭火正旺旺地燃烧。条案上的水仙郁郁葱葱，花香四溢。除夕之夜，全家人其乐融融。灶头墙上的对联云：“上天言好事 回宫降吉祥“，表达了大众百姓希冀生意兴隆生活平安的良好愿望。祭灶果是为了祈求来年一家人都能平平安安，少灾免祸，在灶王爷上天那天供奉的甜味糕点。

恭喜发财（清光绪）

    此为祈福发财年画。年画原题词云：“元宝助精神，净是有福人。驮来千倍利，金银满了门。“画的是：一辆独轮车装满了金银财宝，两个大胖仙童一推一拉，推的是感到十分吃力，拉的是使尽了吃奶的力气。地上撒满了金钱、珊瑚。整幅画面珠光宝气，喜气洋洋。从年画制作上看，雕刻和套印应该说质量还是可以的，只是手工着色的工序显得马虎潦草了一些，许多笔触没有到位，信手涂抹的地方不少。

庆赏元宵（民国）

    此为吉祥喜庆年画。画面上原镌题词有：“庆赏元宵 丙午夏日偶书 戴敬记“。作者把民间元宵节的节日气氛渲染得十分浓厚：这户殷实人家的厅堂十分宽大，古色古香；清式条案上的玻璃盒内放置了一柄白玉如意；三个浓妆艳抹的妇女聚在里间一起包着元宵；另有三个男孩正玩得兴高采烈：大哥哥骑着竹马，二哥举着彩纸糊的蝴蝶，小弟正在使劲想把木制的玩具大白兔子拽进屋子里来。年画采用散点透视的手法把人物和摆设安排得宽紧有致，过节主题突出，套印精致，开脸娴熟，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三堂会审（民国）

    此为戏曲故事年画。《三堂会审》是京剧《玉堂春》的一出，讲述的是京城名妓苏三（玉堂春）结识吏部尚书之子王金龙，二人坠入爱河誓偕白首。王金龙银两花尽，被鸨母逐出，落魄街头。苏三得知，前往关王庙与王相会，并赠金给王助其返回故乡南京。王走后，苏三矢志不再接客，被鸨儿用计卖给山西富商沈燕林作妾。沈妻皮氏与赵监生私通，将沈毒死，嫁祸于苏三。洪洞县令受贿，将苏三判成死罪。王金龙赴试得中，授山西巡按，调审此案。在与藩司、臬司三堂会审中得知苏三苦情。王金龙又微服入监与苏三相会，后得臬司刘秉义之助，冤狱得以平反，王金龙与苏三终得团圆。画面内容正是三堂会审情节，苏三跪在大堂之上，王金龙作为主审官。地面、桌布和屏风描绘细致，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三宵洞图（民国）

    此为神话传说年画。传说《封神榜》中有三位仙姑：云霄、琼霄、碧霄，她们是赵公明的三个妹妹。赵公明在峨眉山九老洞修炼，她们在不远处的另一洞里修炼成仙，以后人们就把她们修炼之洞称为“三霄洞”。《封神演义》中三霄大摆黄河阵，在甘，陕，川，冀等省区均形成“九曲黄河灯会”的民俗信仰活动。三霄仙姑既是婚姻之神，又是主宰子嗣之神。原题名中"肖"为错别字。

三疑计（民国）

    此为戏剧故事年画。《三疑计》叙述明代守备唐通，聘请塾师王标教儿子读书，其妻李月英因塾师患病，恰逢唐通外出，乃命儿子将被衾送去，不料误将绣鞋裹在被中。唐通归家，到书馆探病，发现绣鞋，疑心妻子不贞。后经种种曲折，唐通才知是自己误会，向李月英百般赔礼，夫妻言归于好。这个戏原为秦腔，又名《香罗带》。中国京剧院也加以改编，易名为《平地风波》。此图正是唐通（右）持剑逼李月英（左），夜晚往叫塾师（中）房门的一幕。图中持灯者为丫鬟翠花。唐通（老生）戴大叶巾，穿箭衣、马褂，挂宝剑，怒气冲冲；李月英花旦扮演（花衫兼演），一脸无辜，束手无策；塾师（老生）戴高方巾，穿褶子，扶椅而立，面显病容。画面构图简练，套印准确，形象生动。

赶三关（民国）

    此为戏曲故事年画，共四幅。故事梗概是薛平贵陷于西凉国十八年，西凉王将女代战公主嫁给他，一日鸿雁捎来薛平贵前妻王宝钏血书，急欲回国探望，可是代战公主不准，薛平贵只好灌醉代战公主，私逃回国。代战公主醒后追赶，连赶三关，追上薛平贵。四幅年画描写了《赶三关》的十出场景戏，头出：薛平贵在西凉；二出：打鸿雁；三出：看血书等。“赶三关”一词后引申形容某人急匆匆的的样子，有贬义。

新春大喜（民国二十一年）

   此为民国时期迎新春的年画。画面上有六位人物，令人惊奇的是唯一的一位女性，却光着一只脚而且是大脚，这说明此时妇女已经不再缠足了。两旁是两头牛驮的聚宝盆和摇钱树。画面中有军人扛着民国的五色旗。地面全是金钱，象征恭喜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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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铁岭“年”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清末民初，作为省北第一大商埠的铁岭古城又迎来一年一度的农历新年。

   “小孩小孩不用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喝了腊八粥，年就近了。一进腊月，各家各户就开始张罗过年了，杀猪宰羊，忙着采购鸡、鱼、菜蔬、水果各种年货。这一个月最忙的是商家，各种年货摆满柜台，生意十分兴隆，平日里百姓舍不得花钱买的“白糖、红枣、水烟、茶叶、粉料、胭脂”等都变成了抢手货。当时的铁岭，“年节各商号自旧历十一月起均高悬卖神纸红货俱全招牌，街市大小床摊星罗棋布，有出售神纸者、有出售各种食物者，不胜枚举。乡民购买，肩荷车载，人声嘈杂，街市热闹非常。此外久已冷落之大小丝房（注：布匹百货店）顿现应接不暇之势，民众购买者街为之塞。”

   不仅商家生意忙得不可开交外，各行各业也都不消停。“本邑西关清乐茶园坤伶等亦循俗于今昨两日纷纷往各机关叩节以便邀赏”，就连大小平康里的妓女们也都打扮的花枝招展，成群结队往各机关商号拜年，希望在过年期间多多照顾她们的生意。年关讨要欠账的工、商各号的掌柜、伙计也四处奔走，争取在年底前把欠账要回来，“讨债声闹穷声不绝于耳”。铁岭城还有个习俗：“每逢除夕穷人沿门分送财神”讨赏，此去彼来，络绎不绝，成为古城过年的点缀。

   一首耳熟能详的民谣形象地道出了过年的忙碌：（腊月）二十三糖瓜粘（祭灶，灶王爷上天日，据传说，灶王奉玉帝之命，长驻各家，凡一家之中所言所行都在这一天上天庭向玉帝汇报，怕灶王上天说坏话，买些用黄米和麦芽制成的粘粘的灶糖，粘住灶王的嘴。），也有说“祭灶天”的；二十四扫房子（打扫卫生），也有说“写大字”的，写大字即写春联，家家过年要贴春联；二十五磨豆腐（水豆腐、豆腐脑、豆腐块、冻豆腐，一直吃到出正月。）；二十六杀年猪（白肉血肠饱餐一顿，再吃肉要等三十儿除夕了。）；二十七宰年鸡（宰一只大公鸡作为祭神的供品）；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供神之用）；三十夜晚熬一宿。

   除了预备过年的吃喝，家家要打扫卫生，将屋里、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俗称：扫尘。但房檐下的冰溜子不要打掉，要留着，“檐雪不能扫，留映寒窗白”，更多了一种情趣。图

   过年与平日不同，为了喜庆吉利，屋内少不了要贴几张新年画的，如“年年有余”、“吉祥如意”、“堆金积玉”、“富贵满门”等，企盼在新的一年里一切顺利。铁岭城里的小商贩为迎合民众的心理，在东关小桥子南、高台庙前和城里关帝庙前的街市热闹处开设了画棚卖画，购买者、观赏者十分踊跃。除了买年画，在门上贴春联也是过年必不可少的一项。年前，街面上代人现写春联、售卖春联的生意也特别的好。铺开喜庆的红纸，饱蘸浓墨，书写着：四时吉庆、五福临门；出门见喜、进门得财；天增福禄人增寿 春满乾坤福满门；一和二气三阳泰、四时五福六合春等吉祥对句。除了门上要贴春联，就连家里的马厩、井沿也不拉下，都会贴上如：车行千里路、人马保平安；井泉龙王、滋润群生的对联，有的还会在家中的器具上贴上“福”字。春联一般庆祝祥和之词为多，但也有脱俗戏谑之语令人捧腹，报纸上曾经登载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的，上联是：“爆竹一声撵出穷鬼去，踢三脚，打三拳，妈拉巴子，伊快滚吧！这几年弄得我水裆尿裤。”下联是：“薰香三炷接进财神来，作个揖，磕个头，阿弥陀佛，你可来了！从今后保着咱大马金刀。”同样表达了人们对明天的企盼。

   官府按照昔日的规矩，过了腊月二十三，县里的“大小衙门均行封印之礼，封印后，各衙门即不甚视事，遇重要事件仍行办理，但不到开印之日不准用印，惟于封印之前先印空白公事纸若干张，以备临时办公之用。各衙门均有送年礼之忙碌，至除夕皆悬灯结彩以点缀新年。元旦日，各属员吏役等均与本上司叩年喜，文武官员先后赴各衙门叩年喜拜年，过正月二十三方开印视事。”

   民国成立后，开始采用公历，将每年公历的1月1日定为“新年”，原来的农历新年更名为“春节”。但老百姓祖祖辈辈过旧历年的习惯已成自然，“虽民国改行阳历不过政界于表面上阳为奉行于实际上人民仍过阴历新年”，而且“本邑习俗多半趋重旧历新年而视阳历年则淡如也”，因此上，到了“春节”，铁岭人仍照“年”样热闹着过。

到了“年三十”，这是旧历年最后的一晚，又称“除夕”，辞旧迎新的“过年”正式开始。家家悬灯结彩、张挂神像，一家男女老少穿着整齐，共同祭拜祖先（一般平民多于年节时供奉宗谱），吃团圆饭。这一晚照例是人人不能睡觉的，这称之为“守岁”，此时此刻，有的人包饺子、有的人聊大天、还有的在打牌消磨时间，都在等待着夜半子时的到来。

   其实除夕晚上的讲究还是很多的，如：1，不许黑夜外出，因诸神下界，怕有冲撞；2，不许吵架拌嘴，以求一年和顺；3，不许说不吉祥的话，多说好话，以图顺利；4，脏水不往外倾倒，扫地时要从外往里扫，意思是千万别把财宝泼出去、扫出去；5，洗脚、洗脸，穿新衣、新鞋以示庆祝，“特别是女人还必须穿上绣花缎面的尖口红色鞋”。总之，新年伊始，什么都要新，为的是图个吉利罢了。

   子时一过，新的一年元日来临，大家小户焚香门外，争先恐后燃放鞭炮，喜迎财神爷。接过财神后，饺子下锅，因饺子的形状像元宝，所以，此时的饺子叫“元宝汤”。随后，晚辈向长辈拜年，跪拜叩头，说了拜年话，每个孩子都会收到长辈们给的多少不等的压岁钱。

   祭拜完天地神祗，出迎过财喜贵诸神，天也破晓。据旧报记载：“到了正月初一，俗语叫做大年初一，出门拜年，历访各亲戚朋友宗族处叩拜。年纪大的老年人在家留守坐镇，以便应酬来客，出门拜年的人一出家门便照着财神所在的方向走去，例如，财神在正南，所要去的地方都是正北，只好先往正南走出很远，然后折回转向正北，谓之迎财神也。年青的人手内持香，见着小庙就要插香叩头，以示不怠慢诸神仙，沿途放高升炮以示吉利，到了某家，照老规矩先在祖龛前跪下叩头，没有供奉的向财神叩头，不供财神的，便向灶君叩头，倘若遇着信教的人家，向老年长者叩头，讲究一些的人家会在地上铺上叩头席（五尺见方）席上铺上红毡，次一点儿的只是席子一领，再次便是旧麻袋、破口袋了，有的就跪在黄土平地上叩。年青位低的叩完头，屁股还未沾上炕沿，便得告辞了。有些有身份的、年岁较长的来客，主人便要请到客室品茶吸烟，闲谈一番，恭敬送出家门。”（摘自《盛京时报》）元旦日到邻居、朋友、亲戚家道贺拜年，相见时双方鞠躬，也有两手高拱，打躬作揖的，双方都会说上几句“见面发财、新年大喜”等吉祥客套话。“除夕接神辞岁元日之迎喜拜年满街中之熙来攘往者皆是”。

   该接的接了，该拜的拜了，以后的节假日子里就是相互聚会，或吃或赌，休闲娱乐了。白天，街上的秧歌、龙灯、跑旱船、舞狮子、太平车、高跷会等一拨接着一拨。在铁岭城内，商务会消防队的旱船、狮子；南关回民的龙灯；西关清乐茶园的太平车及成衣、画匠同乐会的秧歌队非常有名，年年引导游行，观看的“商民则燃放鞭炮以示欢迎”。“夜里彩灯互照，锣鼓齐鸣，秧歌演唱，银花齐飞，红男绿女别有一番热闹”。“广裕街平康里及三道街各等妓馆均于旧正三日开张，民众莫不三五成群结队赴各妓馆猎艳，而妓女迎张送李忙碌非常”，“各界人员无所事事多半涉足戏园以资娱乐本邑西关清乐茶园每日颇热闹”。按照旧日习惯，“初六日为商家照例开市之期是日早四点钟起至八点钟止鞭炮之声隆隆然各行商家悬灯结彩彼此互相往来贺喜尚无关闭之家一时欢天喜地人声鼎沸甚盛事”。商家开市后，商铺开门迎客，大街小巷就更加热闹了。城里关帝庙前的露天市场和庙内“每届新年一般卖玩耍之小商罗列，游人如蚁，颇形拥挤，异常热闹。”纷纷前来赶庙会，尽显喜庆的气氛。

   辞旧迎新过大年，表达了百姓对新的一年生活幸福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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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命的日本商船"铁岭"丸

  1905年,中国东北爆发日俄战争的第二年，日本控制了大连港后，日本大阪商船株式会社辖下的“舞鹤丸”商船率先开进了大连港，开行了日本到中国大连，每周一次的定期航班。1906年，又有四只航船加入了日本到“满洲”的航线，它们是：大义丸、大仁丸、开城丸和铁岭丸。“铁岭丸”是客货两用船，吨位达2143吨，当时也算只大船了。

  一艘跑日“满”航线的日本商船起名--“铁岭”，说明百年前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的铁岭古城在日本人心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铁岭的影响力超过了奉天，因此上日本商船冠名"铁岭"也就顺理成章了。图

  日本开通到中国东北的海上航线，再与南满铁路对接，利用车船连动的运输网，大肆窃取和掠夺东北的煤炭、钢铁、大豆等物产资源：通过这条航线，将大批日本人移民到中国东北：通过这条航线，倾销本国滞销商品……，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在这条航线上运输的船舶，其中也包括铁岭丸。

  1909年的10月26日，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击毙了时任日本枢密院议长、首任日本驻韩国统监伊藤博文。这个伊藤博文也是在当年乘坐从日本门司港出发的“铁岭丸”抵达大连港的。图

  "铁岭丸"作为日本大阪到中国大连间的定期航船，为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和掠夺推波助澜，但它也是短命的。根据资料记载，1910年7月21日上午10点20分，“铁岭丸”从大连启航驶往日本门司港，船上装有从中国东北掠夺的大豆和豆粕、豆油共计约489吨，军用物资约40吨，还有邮寄的大小包裹132个。船上有船员65人，搭载的乘客198人，其中一等舱6人，二等舱14人，三等舱119人，共计263人（其中包括日本兵59人）。一等舱的乘客有：英国驻大阪的副领事，日本步兵大尉大须贺常信，日本商人中户安次郎，机关士平泉郁哉、官员冈部二郎和一名俄国人。二、三等船舱中的乘客有商人、官吏、军人、满铁社员……，在乘船回国的日本兵中，军衔最高者是原步兵第44联队附马屋原宽少佐和弘前宪兵队长那须太三郎少佐。当时日本第11师团22旅团的司令部设在铁岭，下辖第43联队在铁岭驻扎，在这条船上就有日军43联队的一等军医日下三成、中尉本村致明和三个二等兵，还有关东仓库铁岭支库的一等计手西田政治。图

 “铁岭丸”从大连出海第二天就触礁沉没了。日本大阪商船株式会社的社长中桥德五郎在1910年8月6日给日本海军次官财部彪的海难报告中讲述了“铁岭丸”出事的经过：出海的第二天清晨就开始出现了往日少有的浓雾,整个海面处在大雾笼罩之中,只能走走停停，到了夜晚浓雾依然不散,环境恶劣周边无法辨认,商船在晚7时54分，于朝鲜半岛的盂骨群岛中竹岛灯塔附近误触暗礁后船舱进水下沉，当时,“铁岭丸”船长依藤命令放下船上的六艘救生艇救人，以后几天，漂浮在海上的救生艇上人员陆续获救。据后来生还的目击者回忆，由于人太多，救生艇少，最后还有船长和一等运转士、机关长及其它下级船员及船客（大多是三等舱的）无法登艇，留在了船上坐以待毙。留在船上的94人中，经过赶来救援的船只在海上十多天的搜救，除飘浮物外只找到9具尸体，其它85人葬身海底。图

  近百人葬身大海，“铁岭丸”海难无疑是个悲剧，但是东北人民经受日伪统治40年的苦难，更大的悲剧才刚刚开始。“铁岭丸”完了，而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脚步并未就此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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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运所原是“递运所”吗

出铁岭，过柴河，沿102国道向北不远有个村子名叫“地运所”。关于“地运所”村名的来由，过去有文章说：地运所位于城郊东北3公里，明初朝廷于此设驿站以传递物资、书信，故名“递运所”。民国年间演变为“地运所”，沿用至今。

据史料记载，明代的驿递制度中有三大驿递机构：驿站、急递铺和递运所。驿站用于迎送使客，急递铺传送紧急公文，而递运所的基本职能是传输货物，当然有时也参与使客的迎送和犯人的交接、公文的递送。

明代毕恭编写的《辽东志》指明：铁岭县内的驿站有两处，一名“嚚州驿”（辽金称铁岭为嚚州），设在铁岭卫西关，一名“懿路驿”在铁岭南，还有一个“递运所”也在西关。康熙年《铁岭县志》“驿站”记：“旧志嚚州驿在城西关地基无考康熙九年设站于泛河东里许为泛河站南至奉天府北至开原站户端设于邑民无预然在县治境内故志之 ”，却都没有提到城东北3里还有个明代的“递运所”。

铁岭的地运所村真是过去的“递运所”吗？1931年《大亚画报》上刊登的一则故事引起了我的兴趣。故事大意说：今天的地运所村原有一口古井，“井栏上缚铁锁通于井底，不知其端达于何处，村名以是得焉。相传昔年有好事者外提其锁，意欲观其所以。未竟，则闻地下轰轰作声，愈提声愈大，遂惧而投之。于是群讶地下所锁者为龙，后亦无敢效之者矣。”一个民间传说揭示了“地运锁”村子的名子而来。图

今天的“地运所”村名究竟是由历史上的“递运所”而来，头一个字改了“地”，还是由民间传说中的“地运锁”而来，最后一个字变了“所”？我支持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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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鲁迅转变思想的老照片 

  1902年3月，22岁的鲁迅在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毕业，由江南督练公所以南洋官费生资格派赴日本留学。两年后进了日本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1922年12月，他写出了最早的自传性质的文章《呐喊.自序》，对在日本的学习生活有如下的描写：“……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图

  鲁迅在这篇文章里提到的制作成了幻灯片的“战争杀人”照片就拍摄于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辽北地区。1905年的3月19日，日军秋山支队进占了开原县小孙台，并向俄军发起进攻。图

  经过三天的激战，俄军不支，败退到昌图。在此期间，日军抓住一名中国人，认定其是为俄国收集情报的间谍，要将其砍头处死。在当时所拍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一名中国人被蒙着双眼、两手捆绑跪在地当中，日本士兵站立在前排，许多中国人正围绕在他们的背后看热闹，一个日军的刽子手挥出了杀人的屠刀。据日本研究鲁迅的资料记载：这张照片拍摄时间是1905年的3月20日，地点在辽宁开原老城外，照片说明：“开原是沈阳以北约90公里的一个城镇。在画面中央被认为是露(俄)探的中国人蒙上眼睛，以脱光的姿势坐着，上衣上夹着写着什么的白布，脖子突出。在那旁边，日本兵现在正要放下军刀。最前排有日本兵参观，后面有近20名中国人围观。”图

  日俄战争中，日军对中国的百姓极其凶残，对那些对他们表示不满者和反抗者，随意抓捕、杀害。据日本《铁岭军政史》记载，从1905年3月到9月，在短短的六个月时间内，日本铁岭军政署就以间谍罪抓捕了96名中国人，关押在了铁岭知县衙门和日军兵站司令部，其中15人被认作“露探”而杀害，其他的也是凶多吉少。图

  鲁迅在日本仙台医专学习中见到的这一幕，让他亲眼目睹到了敌人的残暴和许多中国人的愚昧无知，让他彻底改变了过去的人生观。他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鲁迅自此下决心，今后要通过文学作品来唤醒民众，为拯救民族的危机起来抗争，只有如此，中国才能有希望，他发出了战斗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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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岭往事：日军守备队刺死无辜百姓

   新台子镇位于铁岭县西南部，距离县城50里。清顺治年间，有满族韩、白两家来此跑马占荒，从此有了人家繁衍生息。当地老百姓为了看守庄稼地便于瞭望，曾把镇东一座烽火台增筑加高，这里也因此得名“新台子”。日伪时期，南满铁路由此经过，新台子驿（火车站）是当时铁路的五等站，站内有日军守卫。

   1929年8月，日军铁道守备队在新台子驿刺死当地老百姓。铁岭县公安局局长于国栋于9月3日向辽宁全省公安管理处呈报调查情况，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18日晚上9时许，铁岭第五区所属的新台子泥水厂工人张福春（时年34岁，家住新台子鲁家窝棚附属村张家窝棚村）同工友顾凤奇“赴新台子村往观热闹，旋即欲回站内，路经‘铁道用地’（铁路附属地）日本花园西铁路东道北，撞有日本守备队四五人伏于路侧，见该工人由东而来遂通问日语，但此时该工人于夜间陡受惊猝，未及回答先行退步，该日队即驰前用刺刀刺及工人张福春后背，而同伴工人顾凤奇见其已仆，遂惶恐逃走。迨至天明始知该工人已死。”当时第五区的公安分局局长张尊三闻讯后立即派分所长齐兴东等前往勘验。而驻铁岭的日军知道后，害怕当地百姓不满闹事，派出大批日军到新台子增援驿内的日军守备队，并勒令中国警察尽快将死去的工人抬出铁道附属地。分局长张尊三据理力争：死者是在附属地内遭日军刺杀，具体情况还没弄清楚，要保留现场，不能移尸。但日军仗着人多势众，不容分说，强行将尸体移至裕和永商号（死者生前所居住所）门前。张分局长只好在此进行尸检，检验后得知：“已死工人左后背有刺刀刺伤刀口一处及胸前红肿，其余无别伤各情。”分局长以国事攸关，据法据约不得不详加审慎为理由，第二天一早又请来县局的刘课长和李检察官再次检验，并找来顾凤奇“指证实况”，后来又查出，出事当晚还有一个叫荆玉麟的工人也受了伤，据荆玉麟说：当夜经过站内时，我们碰上日军守备队，说的日本话我也听不懂，日军不由分说，就用枪身打我的腿，又用刺刀刺伤了我的左上额，伤口深有一寸，我当时就不省人事，幸亏苏醒后及时就医治疗，现在伤口还未痊愈。报告最后指出，日军滥杀无辜，铁证如山。图

   据当时发行的《满洲报》记载：张福春是个泥瓦匠，“每日在站（日本铁道附属地）各商家做工”，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死者家道甚贫老小数口生活均待死者营谋今彼不幸遭此惨祸其家老小将沦为乞讨”。一个老实巴交，只知干活养家的小伙儿，就因为回家晚了些，竟被日本兵不问青红皂白给刺死，公理何在！人权何在！公安管理处处长高纪毅在呈送省政府的报告中说，“查该日本守备队兵竟无故黑夜拦路刺杀华人，张福春登时身死，并戳伤工人荆玉麟，实属穷凶极恶、惨无人道，似此草菅民命，若不从严惩处并优卹死者遗族，殊不足以戢凶殘而重民命”，若不向日本人提出严重抗议，讨回公道,将来这样的事件还会发生。图

   民国政府与日本的交涉结果不知如何，但弱国无外交，想必也只能是不了了之了。这是日本鬼子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的又一罪行，这笔账铁岭人民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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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前铁岭过中秋

   据史籍记载，"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周公旦所著《周礼》一书中（有说成书于两汉之间），“仲秋之月养衰老，行糜粥饮食”。到了唐朝初年，“八月十五中秋节”成为固定的节日，“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的月饼于宋朝开始盛行。明清时的中秋节已经与春节、端午成为我国民间的三大传统佳节。中秋赏月、拜月，阖家团圆吃月饼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除此之外，祭神也是过去过节必不可少的内容，“奉天北地方往往于是夕列鬼像于庭中祀以毛豆（即青豆，大豆之未成熟者）盖俗以月中有鬼鬼喜毛豆故也于节之三二日前家家具酒肴以待徍节街头巷口徧成果实月饼之市以此日祭太阴故家家食月饼”。神仙供毛豆，凡人食月饼，各取所需。

   百年前的铁岭人是如何过中秋的呢?史料甚少，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铁岭县署礼俗统计》也只是扼要告诉我们：“（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是日民众一律休息一日至晚间各户纷纷供月并食月饼果品以资庆祝”。

   1907年奉天的《盛京时报》曾这样说铁岭的中秋节：“中秋节日凡旗民官廨及各局处悉悬灯结彩往来中途者皆衣冠齐楚彼此登堂叩节各学堂向章节假二日今遵学部新章放假一日又值星期于是学生稍有未惬至各商家午前尚应酬主顾过午即收市到处铙鼓喧天大开筵宴是晚明月当空家家罗列瓜果供月爆竹声与铙声相应相合颇有太平景象”。

   1919年，《泰东日报》以“一片秋节热闹声”对铁岭的中秋节作了评论：“中国之官界尽日吃喝玩乐与平民比之盖无日而非节也然过节日亦自有特别出色之处如停止办公三日节日悬国旗各公署公宴互叩节禧等事”。“大小铺商于过年过节无不重视而近岁之特象有酒食之增加休息之减少是也盖生活程度日日增高商家亦自应随时以转变故酒食之增加为势所必至者至近日之商界事务日益纷繁节令与常日所差无几”。老百姓“对于过节思想向来未改但今年年景不佳柴米高贵饱暖之外有不暇多顾者故今年市上办节之人及办节人所办之物均见减退”，说的是铁岭，但也是整个东北的写照。

   过中秋节，吃月饼是必不可少的，那时候节前几天，铁岭的个体点心匠会相继在各处搭设席棚，安置炉灶，现场制造月饼出售，被当时的人称作“月饼棚”，因为其用料成本低，所以月饼价格也相对低廉，很受平民百姓的欢迎，买的人比较多。到了伪满时期，经济不振，中秋节的月饼粗制滥造，掺合了一半苞米面在里面。

   中秋节县里各机关、学校、工界照例都会放假，而店铺商号上午还要营业半天，只是在当天下午关门歇业，让“柜伙分班游玩或休息”。节日期间，广裕街上的清乐茶园及三道街落子园的演出格外繁忙，临时加场，招揽观众，好趁着过节多挣点钱。城厢警察署也不能闲着，加派警力，分布到各主要街巷，“荷枪戒备以维秩序而防意外”，更要防备抗日武装的打击。

   转瞬百年，岁岁中秋，今又中秋，虽传统的过节方式没有多大变化，但今天的我们和祖辈们比起来却是安乐和祥，幸福感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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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原七鼎龙潭寺旧史

   在开原市威远堡镇的龙潭山中有一座辽北知名的佛教寺院，全名叫“七鼎龙潭寺”。数座佛殿坐落在群山环抱、绿树掩映之中，在山间的平地上还有水潭两处，碧绿清凉，因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成了人们旅游和纳凉的好去处。

   龙潭寺的名字起源于寺前的两个水深莫测的水潭，“相传龙潜其中，每逢阴雨，潭呈白气，结为云雾，土人以为神，每逢旱魃一经祈祷，则甘霖之验如响。”因如此灵验，据说清光绪帝曾颁下御笔匾额，上书“威靖沧澜”，悬挂于佛殿之中。为何在“龙潭寺”的寺名前又冠之以“七鼎”呢？是因为“龙潭山山岗绵亘起伏成七峰，其形如环，集成七瓣莲花，四围成为天然之垣墉。”寺庙周边被龙潭山七峰所围，与寺庙相辅相成，合为一体。何为“七峰”？据东北旧报记载：“龙潭之七峰，盖以七鼎龙潭寺言之，一曰挂月峰，在东面山门之北，皓月东升，先映颠峰，如挂林杪，故曰挂月。二曰凌霄峰，位于山口之西北面，山颠有玉皇阁，故以名之。三曰拂云峰，为本山最高之绝顶。如阴雨时徘徊腾望于峰颠，则云生足下，恍若仙路，故名以拂云。四曰叠翠峰，峰上绿树重重，青翠欲滴，故曰叠翠。五曰观澜峰，俯瞰寇河，蜿蜒如带，乃取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之意，名此峰曰观澜。六曰莲华峰，因形肖莲花且在观音阁上，遂取双关之意以名斯峰。七曰一拳峰，形同如拳，故峰之命名即取一拳，石之多之意。”因山门外还有两峰：迎晖峰和朝霞峰，故开原县志也记为九鼎龙潭山。看起来，“七鼎龙潭寺”的寺名起得还是很贴切、很有讲究的。

   龙潭寺原系古刹，始建年代不详。据上世纪二十年代所蓍《满洲旧迹志》书中说，寺庙早于清乾隆年，当初为一小小的龙王庙，乾隆年间又重建，山门上悬挂的“七鼎龙潭寺”匾额上就曾记有“乾隆五十七岁壬子菊月日建”（注：公元1792年，农历九月）。《泰东日报》1938年时曾刊载过“龙潭寺沿革志”，文中讲到：“龙潭山在前清乾隆时代始由僧人演智募化，在潭前创修龙王庙及大殿一楹，草创伊始极形卑陋。届清光绪廿七年（1901）三月一日，复经现在住持上徹长老将殿宇重加修茸，及增修庙宇数处。光绪卅四年（1908）在莲华峰建修观音阁，至民国九年（1920）添修两廊方丈等室，迨民国十三年（1924）因天时亢旱，禾稼尽枯萎，各屯土人共至龙潭虔诚祈祷，甘霖顺时而降，田苗勃然而兴。农民大悦，遂慷慨乐施，踊跃捐助，将各殿重修，并增建围墙、山门钟鼓二楼’。”从演智大师建龙王庙的乾隆年起到清末民初，一百多年时间里，“庙里的住持换了八世”，自从上徹长老担任住持后，在他的努力下，庙宇进行了重修和增建，才使龙潭寺初具规模。伪满时期的报纸对当时的龙潭寺是这样描写的，“每逢春夏游人如织，络绎不绝。盖曲径幽僻，桃李杂列，群山环抱，野鸟呼人，山花媚客。内中有龙王、娘娘、佛、老爷四庙，魁星阁、观音阁、玉皇阁，各庙阁幽间静雅超俗。殿后为五台，登五台一望峰廻路转，潭边绿柳如垂丝，青萍点翠，世外桃源宁有过乎？”

   开原古有八景，龙潭寺榜上无名，自上徹大师入主龙潭后，寺庙模样大变，上世纪三十年代也被人凑齐了：双潭印月、古刹朝晖、莲花春色、龙殿霜柯、云峰秋眺、松岭听涛、坐花醉月、曲径听鹂等龙潭八景。从当时报纸对八景的介绍，让我们对龙潭寺最初的景色和布局有了粗略的印象。八景：1，双潭印月，因山中有两水潭，东西并列，水深莫测，相传龙潜其中，每逢阴雨，潭中的白气上升结为云雾，故以龙潭称之。潭北建碑隶书“龙潭”二字。西潭中建有六角亭，东面额曰“邀月”，东南面额曰“开鉴”，南面额曰“云影”。至夜则月印波心，举杯对饮，更觉神气清爽；2，古刹朝晖，龙潭寺在西山麓，中为正寺门，左右便门各一，南北西墙角建钟鼓二楼。佛殿三楹，中间供的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两旁，一边是三霄娘娘（又称感应随世三仙姑、三霄仙子），一边是关公关老爷。北廊三间为客室，南廊三间为方丈院，每日沐浴朝晖之中；3，莲花春色，莲华峰山麓有石磴百余级，直达峰腰平台，平台上建有观音阁，山顶建有小亭，起名“静观”；4，龙殿霜柯，龙王殿建于北山之下，正殿悬挂光绪御笔匾额“威靖沧澜”，院中有千年松柏各一株，“浓阴匝地荫蔽数亩”；5，云峰秋眺，龙潭寺西最高峰为拂云峰，峰下岭头建木坊，大书“造极”二字，山颠有亭，额曰“许醉亭”，旁有古木一株，居高临下，可穷千里之目；6，松岭听涛，叠翠峰半山腰有台，“青松成林，苍翠欲滴，中建圆亭，覆以蓬茅”；7，坐花醉月，龙潭寺北有一块空地，绿草如茵，三面青山环抱，席地而坐，其乐融融。山口建坊，上写“坐花醉月”四字；8，曲径听鹂，凌霄峰下有登山曲径，山路迂回，山上建坊，额曰“听鹂”，为游人憇饮之所。

   据1929年《东亚画报》报道，龙潭寺的亭阁庙宇中的楹联很多，也不乏佳作，并举例说，如：“七鼎名山 坐定时俱忘色相 任凭他风花雪月  两潭深水 清净处别有乾坤 那知道春夏秋冬”，还有一联：“潭洞湖池 潮浪澄清渊澈湛  洪深法海 江河润满湧婆娑”，全用水旁之字，独具匠心，但不知楹联何人所写，登于何处。

   龙潭寺“群山罗绕，蒼翠欲滴，梵宇建于山腰，佛殿数座，三面对峙，藏有龙齿一枚，重五斤半，验悉石质，纹则斑然。天井中有神树，内住蛇仙颇灵，”还有“龙潭方圆丈余，水深而澄清，不可测底，大旱来祈，必得甘霖，”故香火不绝。再加上龙潭寺靠近1926年建成开通的开原到西丰的铁路线，“自石家台就道，登开丰汽车，经开原城、赵家台两站，至威远堡门下车，再步行七里便抵该地。”由于十分方便，因此每逢星期六、日游人不少，去的人多为铁路沿线的开原、西丰县集体组织的各机关团体职员、各中小学校的学生和个人。“开丰铁路公司为增游人兴趣起见，在该寺附近建造牌楼五个，大小茶亭六个并于乘客减轻价目”，从开原驿至威远堡的客车个人票和团体票都进行了减价。图

   每年的农历四月十八为民间的吉祥日，也是龙潭寺庙会的日子。庙会一般由开丰铁路公司主办，公司会加开到威远堡的游览列车，同时印制龙潭山游览图，分赠本地各机关、学校和商号广作宣传，有时还会从大连、奉天、开原驿等处邀来名角演唱数日露天大戏。据旧报载，1937年的庙会，在露天“戏台傍路南有大树一株，其枝最高处距地二丈许，上蟠一大蛇，黄质黑目，其粗如臂，闻戏台锣鼓声即出昂首，而戏止则隐去。游人聚众观者颇众，均谓蛇仙特来观剧。而前后几天赶庙会的人多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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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庙和刘老道

  据刘伟华1938年著《铁岭龙首山志》记载：龙首山北小岭子岗上，原有紧密相接的两座小庙，不细看还以为是一座庙呢。两座小庙高八尺，宽丈余，分别名曰太阳庙、太阴庙。两小庙建于何年月不详（有说建于清咸丰年间），因为其小，在民国四年和二十年的《铁岭县志》中均不见记载。1916年的《盛京时报》曾提到过那年天寒地冻之际，太阴庙内病毙无名乞丐一名，经警察检视，系因“吗啡毒发身死”，草草掩埋了事，可知小庙那时是无人照看的。图

  小庙坡下原是铁岭人过柴河往东、往北的必经近路，人称“小岭子”，虽是东来西往的常走之道，但因怪石嶙峋也不是那么好走。1909年《盛京时报》曾记载：“东关小岭子地属通衢奈以岭甚高峻上下坡遂均被重车轧坏高低不平往往因车翻而伤人命”，因此上县巡警局常派有苦力修整。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铁岭出了个知名的道士，法名刘信一，法号一清，人称刘老道，本邑景荒地人（今属调兵山市晓南镇刘荒地村）。他入道较晚，“幼而业农四十一岁蓄发为道人持戒律甚严不但茹素而且淡食凡盐类亦屏绝不食云游五六年来城在邑之东关小岭子僦屋而居”。

  据说刘信一属道教中的全真龙门派，曾在铁岭圆通观出家，按照龙门派的辈分排序：道德通玄静 真常守太清 一阳来复本 合教永圆明 至理宗诚信 崇高嗣法兴……算起来，刘信一应为第二十五代传人。上世纪十年代，圆通观的主持是吴诚志（二十四代传人），到了三十年代，圆通观的主持是罗崇礼（二十六代传人），按说龙门派要求道士出家后必须住宫观，为什么刘信一不住圆通观（或任主持）而在小岭子租房独住，不得而知。当时“东关龙首山下小岭子为邑东各村屯往来必经之路，其岭东面巨石陡起逼仄而峻，车马往来脱辐伤人之事时有所闻。民国十五年春，刘道士只身修治，虽狂风炎日工作不懈，经年竣事将中间巨石铲除净尽，远近之人无不鉴其诚而感其德，如刘道士者可谓好善不倦而具移山之力矣。”此事不仅记载在民国《铁岭县志》）上，以后的大连《泰东日报》也夸奖他：“数年苦工，自行修补，以便交通，完成后行于该地者无不颂。”

  除了修路外，“道人刘信一每逢庙会或演剧，凡稠人麕集之处则施茶水，又亲率石工修补白塔寺，又修筑北城墙外行车之石桥三座。民国二十年又修筑西关李猪店门东南水沟上石桥一座，同年，又施舍一区六区七区各村要路水沟上大跳板桥十二处。（伪）大同二年，又修西关铁道门内外通车大石桥二座及南门外并警察第九分局下坎处通车石桥二座，以上石桥木桥共二十座，总需大洋约二千块。……道人自食其力而外，且以己力利人，且乐与人为善。”刘老道全心全意做慈善，在铁岭名声很大，不仅得到县署的肯定，铁岭百姓也都称其刘善人。

  “民国十四年冬因郭松龄之乱道途隔绝凡北去南旋之难民咸萃于此县知事高公乃涛募款二千余元购粮一百余石借西关营部空房设立粥场……从此每至冬季贫民视为常例”，由于“街市中之乞儿贫民身无完衣腹无饱食处此雪地冰天呼寒呼饥实难度命其不死于冻馁者几希”，从1925年起，铁岭每年冬季开设粥厂以救济贫民。后来奉天省府也通令各县署，“谓关里各县年来迭遭兵燹嗷嗷待哺之难民纷纷来东省谋生现在各县难民甚伙极应维持难民生活仰各县知事迅速筹备粥锅可由地方士绅募款不足时由公益款项下拨补”。刘信一“又于民国十五年至十八年冬季，在本城粥厂施舍咸菜”，为施粥济民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民国十九年（1930年）12月，县里的红万字会铁岭分会“设立粥厂，每日上午自七时起--下午自二时起共施二次，前往领粥者接踵而至。”或许刘信一此时有了些许积蓄，他也向县政府提出自己设立粥厂救济市内贫民。当时的铁岭县“红十字分会以事关慈善不甘落后……呈请县政府欲与刘道士合资设粥厂，所有一功用费均由红十字会及道士刘信一均摊”。经县里批准，同意两家在商会粮市场合作开粥场，当时的《东三省民报》以“德不孤必有邻 刘道士设粥厂 红十字会加入”为题作了报道。第二年冬天，“道人刘信一及红十字会等慈善机关鉴于目下天寒地冷一般穷民无处求谋衣食”，依旧在北关粮市场设立粥厂救济贫民，并且还提前张贴了开办粥厂的布告欢迎贫民前来。施办粥场，刘信一身先士卒，“亲自率工操作，不辞劳苦”，在“各慈善家自由捐助”下，粥厂“每日按两次舍粥，粥飯洁净，食粥者不下二百五十余人”，粥厂每次都开办到下一年的3、4月份天暖和了才宣告结束。刘信一的粥厂一开就是十几年，1936年的伪满“铁岭县粥厂调查表”上曾对“信一临时救济粥厂”有过记载。1940年末的《盛京时报》也提到：市内素以慈善著名之刘信一道士“日下亦在准备粥场之设立，历年均冬季开设粥场，为贫困者设法维持衣食，实不啻渡生船。”1944年的《盛京时报》还以“道士慈善可嘉 操办施粥义举”为题宣传刘信一。由于刘信一“在铁多年，素性俭朴，热心公益，近数年来修道修桥、施粥行善，种种公益之事不可枚举，”伪满民政部指令铁岭县公署“酌核情形题给匾额以示奖励而励善举”。

  1939年，刘信一又“因感起愿”，决定重建太阳、太阴庙。他用了两年的时间，自赶牛车从辽河西的王千一趟趟拉回来青石，在原来小岭上的太阳、太阴庙旧址上“改新以石建正殿三楹，祀老祖而配以太阳、太阴”。老祖观被铁岭的百姓称之为太阳宫（庙），整个庙宇没用砖、木，全部由石头建造，“凡梁栋榱桷，堂壁龛像仍莫不以石”，成为不可多见的石建筑。《盛京时报》以“在龙首山修筑石庙 道士只身独建大功”为题报道说：“铁岭本市有道士刘信一者，全发不冠，头包蓝布，终岁四出，修桥补路不取分文，倚已之力，措车运石，久之远近知名，市署因其热心公益，特许凿山卖石之钱以供生活（注：刘道士的收入来源）。该道士以卖石之钱设立粥锅及诸慈善事业，近年来牺牲若干金钱在龙首山右小岭子处筑石庙一处，长约两丈余，宽七八尺，中供老祖，东配太阳，西配太阴，约经二年之久刻已大致告成。”庙建成了，刘信一又在热河订购了数尊石像，不久后运到铁岭，安放庙内。图

  “庙虽不大工程不小，亦龙首山之点缀也，探胜者盍往一观，若刘道士者如斯热心，可谓功德无量”。以后，刘道士又在太阳宫老祖观前建前殿一楹，称为真武殿，也是全石结构，从此太阳宫面貌一新。可以说，有了刘信一道士，才有了神奇的全石太阳宫。之前的资料中只是称刘信一为道士，并没有具体说出刘信一是在哪个道观出家的道士，最多是说：“龙首山下道士刘信一”，自从建成太阳宫后，刘信一入主了太阳宫，后来的资料中就把他称为“市内太阳庙住持道士刘信一”了。图

  刘信一是铁岭近代史中的一位奇人，一生慈悲为怀、舍己为人，即使在今天也应受到赞扬。。图

]]> http://tllssr.blog.sohu.com/328605911.html http://tllssr.blog.sohu.com/328605911.html#comment 红鹰团里的中国营长--任辅臣 2023-05-28 19:42 2023-05-28 http://tllssr.blog.sohu.com/328605911.html

        红鹰团里的中国营长--任辅臣

   翻看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民日报》，偶然间读到了一篇“苏L通讯”，文章的题目叫《红鹰》。文中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的人力非常缺乏。帝俄资本家从中国‘输入’了大批廉价的劳动力。据1918年7月贝尔姆省苏维埃的‘消息报’载，革命前，单在俄国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一带，就有四十多万中国工人。他们过着黑暗、悲惨的日子。十月革命才给他们带来了光明。内战时期，许多中国人参加了红军，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为苏维埃政权、为自由和解放而战。在艰苦的战斗生活里，他们和俄国人同生死，共患难，至今还被苏L人民常常想起。”这篇文章讲到了苏L红军“红鹰团”的由来，讲到了为保卫红色政权而参战的中国工人，讲到了光荣牺牲的铁岭人任辅臣。

   1917年，伟大的十月革命爆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武装力量向圣彼得堡冬宫发起总攻，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反动阶级不甘心承认失败，发起了疯狂的反扑。在最艰难的1918年，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在顽强地拼死战斗。文章中说：在这一年的春天，有两个来俄国作工的中国贫苦农民加入了一支驻守在乌拉尔依尔贝特山下的红军队伍。“这是威名远震的第一共产主义农民团队里最初的两个中国战士”，红军战士热情地欢迎他们，亲切地用俄罗斯人的名字称呼他们：瓦夏、米沙。从此以后，乌拉尔的中国工人又有很多人陆续参加了这个红军农民团。在这个团里有来自吉塞尔的中国矿工组成的中国连，士兵中有东北人、山东人和北京人。后来，他们和巴耶夫斯克的中国连会合后组成了中国国际主义营，任辅臣任中国营的营长。文章说，“……10月20日夜，阵地上笼罩着大战前夕的寂静。农民团要用进攻来阻止气焰万丈的高尔察克匪军的进攻。天将破晓，三十来岁的中国营营长任福成（译音）轻轻走到奥思洛波夫斯基团长跟前，说道：‘中国营一切都准备好了。’……冲锋号吹起，‘乌拉’声震动大地，中国营的骑兵健儿挥舞着马刀，像一阵风疾驰向前。……人数三倍于红军的敌人被打得落花流水。”在任营长的率领下，中国营英勇杀敌，农民团战绩辉煌。“10月23日，苏维埃政府下令，将农民团队命令为‘红鹰团’。27日，在杜拉河畔的库斯瓦镇，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中国营全体官兵和团首长一起照了像。”图

   11月初，中国营在叶洛沃村由于富农告密被白匪军包围，一场血战，受了重创的中国营杀出了重围。中国营战士有“三百多人阵亡，营长任福成和一百多战士被俘。他们在刺骨的寒风中，光背赤脚走了一星期，许多人在路上冻死了，活着的人被解到西伯利亚的丘缅城。在监狱里，他们忍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一直保持着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营长任福成和战士陈玉孙、江连启、师镇江等人被枪杀。排长郭老九被活活在树上吊死。”但是，中国营还存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工人加入中国营继续战斗。

   12月中旬，白匪军向贝尔姆城逼近，中国营奉命坚守在特罗依察村，在粮弹不足的情况下，顽强战斗了三天三夜，最后全部光荣牺牲。虽然“红鹰团”中国营在塞尔瓦河畔结束了它的光荣的道路，但是其他的由中国工人组成的红军队伍在伏龙芝将军的率领下，高唱着“红旗迎风招展，前进！鹰在召唤。勇敢的歌声飞扬，红鹰们为胜利歌唱……”的《红鹰之歌》在英勇杀敌。

   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在这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中有着成百上千的中国人拿起武器参加了战斗，流血牺牲，红鹰团中国营就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文章中提到的中国营营长任辅臣（任福成）出生在辽宁省铁岭县镇西堡乡河夹心村，是我们的家乡人。任辅臣牺牲后，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接见了他的妻子和儿女，称赞他是勇敢的战士、出色的指挥员、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图

   文章中有关任辅臣的介绍和现在的一些说法不尽相同。如，任辅臣是红鹰团的团长还是红鹰团中国营的营长？任辅臣是在战场上战斗牺牲的还是在被俘后英勇就义的？由于手中没有第一手的材料，不知道谁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但无论怎样，任辅臣都是铁岭人永远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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